亳州东升司法鉴定中心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,经常出现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停窝工索赔的情况,而其中可能会涉及不可抗力以及情势变更的因素,有时还会遇到失权条款。承包人的这一权利,能否以双方约定的方式排除,使得承包人无权主张索赔,这些问题对于索赔能否成立并得到法院支持影响较大,值得发包人和承包人认真研究。停窝工索赔看似是一个具体的费用计算问题,实则牵涉合同约定、法律责任分配、风险分担机制和证据固定等多个层面。只有把损失类型厘清、把责任边界划明、把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搞准,才能在索赔与抗辩之间找到合理平衡。
▲停窝工损失的含义与种类,九类常见损失逐项梳理
“停工窝工索赔”,是指建设工程施工中并非施工方自身原因而导致的工程停工、窝工,由此产生的应由发包方承担责任的经济补偿或工期补偿。其法律依据是:
《民法典》第803条(原《合同法》第283条):“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、设备、场地、资金、技术资料的,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,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、窝工等损失。”
《民法典》第804条(原《合同法》第284条):“因发包人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、缓建,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减少损失,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、窝工、倒运、机械设备调迁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。”
因此,根据上述规定,一般来说,因为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、窝工,施工方的损失应由发包人承担。需要强调的是,停窝工索赔成立的前提,是停工、窝工并非施工方自身原因所致,且承包人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。若承包人对停工的发生也有过错,或者未履行减损义务,则可能影响索赔的成立范围或赔偿数额。司法鉴定中心自己能鉴定吗
因停窝工而给承包人带来的损失往往数额较大,组成也较为复杂,在承包人准备向发包人索赔时,需要分门别类进行计算和主张。实践中,索赔项目如果归类不清、依据不足,很容易在审核和诉讼中被削减甚至否定。因此,对损失类型进行系统梳理,既是索赔准备的基础工作,也是提高索赔成功率的关键。一般来说,实践中常见的停窝工损失种类有:
〖1〗管理费损失,企业管理费在停窝工期间的持续发生
此处所述的“管理费”是指“企业管理费”,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的费用,内容一般包括管理人员工资、办公费、差旅交通费、固定资产使用费、工具用具使用费、劳动保护费等,不包括在非法转包、违法分包和借用资质挂靠合同中约定的“总包服务费”“挂靠费”等。停窝工期间,项目管理人员并未撤离现场,管理机构和人员仍需维持运转,这部分费用虽不直接形成工程实体,却是实际发生的成本支出。索赔时应区分正常施工期间的管理费和停窝工期间的管理费,避免重复计算,并提供人员考勤、工资发放、办公费用等证明材料。
〖2〗措施费损失,脚手架、临时设施等费用随时间扩大
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,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,由施工技术措施费(如施工排水、降水费,混凝土模板及支架费,脚手架费、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等)和施工组织措施费(如环境保护费、临时设施费、安全文明施工费、夜间施工费等)组成。
工期、工序是影响措施费的重要因素,在停工状态下,很多措施费如脚手架费、临时设施费等仍在产生并随时间的增加而扩大。脚手架长期搭设需要维护和安全管理,临时设施需要持续供电供水,安全文明施工措施也不能因停工而中断。这些费用在停工期间继续发生,理应在索赔中予以考虑,但承包人应保存好租赁合同、现场照片、维护记录等证据,以证明费用的真实性和持续性。司法鉴定人不得跨专业鉴定
〖3〗利润损失,两种计算方式与口径说明
根据《2017示范文本》的约定,在因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未能及时办理完毕许可、批准或备案,未能及时发出开工通知,暂停施工,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符合合同要求,对合格工程重新检查,暂估价合同订立和履行迟延,要求在工程竣工前交付单位工程等导致承包人停窝工情况下,发包人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(或)延误的工期,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。利润损失的计算,是停窝工索赔中容易产生争议的部分。
计算利润损失通常有两种方式,一是通过行业平均利润率计算,二是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通过分部分项费用中列明的利润计算。在计算出项目总利润后除以计划工期得到日平均利润,再乘以延误的工期,从而计算出停窝工期间的利润损失。两种方式各有适用条件,前者适用于缺乏详细计价资料的情形,后者更贴近合同实际,但都需要说明计算口径和依据,避免利润损失被重复计算或随意估算。
〖4〗材料积压损失,资金占用与保管损耗的双重损失
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,承包人为施工便利往往都会提前进场大量材料,而当停窝工情形发生时,投入的材料并未通过使用转化为产值,从而产生了资金占用成本无法回款的情况,导致损失。材料积压损失的核心,是资金被材料占用而无法周转所产生的成本,以及材料长期存放可能产生的保管、损耗和贬值风险。索赔时应区分已用于工程的材料和积压未用的材料,提供采购合同、进场记录、库存盘点等证据,合理确定积压数量和损失金额。司法鉴定被鉴定人不到场
〖5〗机械设备人员停窝工损失,设备停置与人员待工的费用
在停窝工状态下,在施工现场的机械、设备、人员可能完全没有产生产值,也可能工效降低导致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价值,形成停窝工损失。机械设备停置期间,折旧、租金或维护费用仍在发生;人员待工期间,工资、社保和劳保费用仍需支付。索赔时应按实际停置台班、待工天数和合同约定或市场标准计算,避免把正常施工期间也应发生的费用重复计入停窝工损失。
〖6〗机械设备人员进出场损失,撤场与复工产生的双向费用
在施工过程中,往往都存在部分或全部机械、设备、人员已经进场的事实。当停窝工情形的发生,将会造成施工机械、器具和设备使用成本或租金的损失,以及已投入的劳务人员工资、劳保损失,若在发包人的指令下或承包人为及时止损主动撤出机械设备及人员,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出场费用,当复工时则会产生再次进场的费用。进出场损失的关键在于证明进出场行为与停窝工之间的因果关系,以及费用发生的合理性。承包人应保存进出场指令、运输合同、费用票据等资料,以支持索赔主张。
〖7〗人材机转场损失,转场原因、运输费用与损耗
虽然人材机转场并非与停窝工必然挂钩,在正常施工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,例如在发包人或政府要求下对临时设施的转场。但在停窝工状态下,人材机转场的要求可能产生损失,例如施工过程中发包人要求承包人优先施工政府观摩建筑,导致承包人不得不改变原有施工计划,并将已安排好的人材机进行调度,从而产生停窝工损失。司法鉴定人可以去哪里鉴定
此外,转场还会产生一定的运输费用和运输过程中的损耗。转场损失是否成立,取决于转场是否因发包人要求或停窝工引起,以及转场费用是否实际发生且合理。承包人应对转场原因、转场范围和费用构成作出说明,避免把正常施工组织调整产生的费用混入停窝工索赔。
〖8〗人材机涨价损失,迟延验收与迟延接收的违约责任
在施工过程中,还伴随着承包人对人材机的采购。通常而言,人材机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上涨,因此施工作业的时间越靠后,施工成本越高。停窝工导致工期延长,可能使承包人错过原有采购时机,进而面临材料、人工和机械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。涨价损失的计算应结合合同价格调整条款、市场信息价和实际采购记录,区分正常价格波动和异常价格变动,合理确定损失范围。
〖9〗特殊情况下的违约金
如上文所述,迟延验收和迟延接收也属于停窝工的情形,根据《2017示范文本》的约定,若发包人未按约组织竣工验收、颁发工程接收证书,或未按约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,应当向承包人支付相应的违约金。违约金索赔应以合同约定为依据,注意违约金与损失赔偿之间的关系,避免重复主张。若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,承包人还可依据法律规定主张相应损失赔偿,但应说明两者的区别和计算依据。
▲政府行为能否构成不可抗力,学理争议、司法认定与情势变更适用
“不可抗力”,是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,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80条(原合同法第117条)规定的定义,“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情况”。现行法律不再有进一步解释,但学理通说有三种情况:重大自然灾害、政府行为、社会重大异常事件。司法鉴定二次鉴定规定
其中的政府行为,正是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可能构成不可抗力的事由,建设工程施工期间,经常遇到因为政府要求而被迫停工。那这种政府禁令能否构成不可抗力?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一旦认定为不可抗力,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责任承担、工期顺延和损失分担规则都会发生相应变化。
从法律规定的定义看,“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”,就是说不可抗力必须符合两个法定条件,一是发生了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情况,二是该情况必须是客观情况,主观情况不构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。而政府行为、政府政策、政府禁令的是否属于不可抗力,有一定争议,情况也比较复杂。
第一种即传统观点认为,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不属于不可抗力,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会根据情况变化而随时变化,因此,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是主观行为,不是客观行为,主观行为不构成不可抗力,但是如果双方约定,是可以作为不可抗力的。这种观点强调政府行为的可变性和主观性,认为不宜将其与自然灾害等典型不可抗力同等对待。
近年来的一种新观点即第二种观点则认为,政府政策符合不可抗力的规定,完全属于当事人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、不能克服的情况,而且不属于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主观行为,作为政府的行为,主体是政府,应做客观行为理解。这种观点更注重从当事人的实际处境出发,认为政府禁令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往往超出当事人控制能力,应给予相应的免责或风险分担安排。滨州司法鉴定书鉴定结果
本律师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,即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应属于不可抗力。但尽管如此,因此问题非常复杂,法院在是否将政府政策、政府行为认定为不可抗力这一点上仍然相对谨慎,比如政府的级别,文件的法律性质,等等,都会影响法院认定,一般认为至少应该是县、市以上级别的政府发布的规定。级别较低、随意性较强的行政措施,或者可以通过申请、协调等方式予以克服的政府行为,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的可能性相对较低。因此,当事人在主张政府行为构成不可抗力时,应提供政府文件、停工通知、现场记录等证据,说明该行为确实导致合同不能履行,且当事人已尽合理努力仍无法避免或克服。
当然,从司法实践看,法院也经常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,比如最高人民法院(2019)最高法民终1800号民事判决书中,对于因“APEC会议、清华附中事故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三项停工索赔均有相关文件佐证为客观存在的事实,但由于该情形均为不可归责为双方的事由,故应当由双方进行分担。”可见,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没有正式认定上述事件为不可抗力,但考虑到该等事由毕竟超出合同当事人能力之外,还是很接近不可抗力的定义,仍然秉持了“实质公平的理念”,以“不可归责为双方的事由”为理由,判决由双方分担(各50%)停工损失。
这一裁判思路表明,在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存在争议时,法院并不拘泥于概念之争,而是从风险分担的实质公平出发,根据事件性质、当事人过错和影响程度作出合理分配。对发包人和承包人而言,这意味着在遇到政府行为导致停工时,既要关注不可抗力的认定,也要重视情势变更、公平原则等替代路径,提前在合同中约定风险分担机制,保留好相关证据,以便在争议发生时能够合理主张权利、妥善分配损失。房屋安全性鉴定和司法鉴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