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，供应商群体的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显著增强。依法提出质疑和投诉，已成为供应商监督采购活动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。然而，在这股健康的主流之下，一股暗流也在悄然滋生：极个别供应商假“维权”之名，行“牟利”之实，将本为保障公平的制度武器，异化为扰乱市场秩序、要挟采购相关方的“搅局工具”。更有甚者，已然将恶意投诉发展为一门“生意”，专门搜寻并利用采购活动中的程序瑕疵进行精准敲诈。面对这一严峻挑战，监管部门与采购实践者必须秉持辩证思维，在坚定保护合法投诉权利的同时，以更精准的识别手段与更严厉的治理组合拳，坚决遏制并打击恶意投诉行为，净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

　　▲投诉作为供应商法定维权渠道的正当性与核心价值

　　供应商依法提出质疑和投诉，是政府采购制度自我纠偏、实现程序正义的基石。其正当性根植于法律框架，其必要性体现在市场监督的实际效能之中。

　　〔1〕坚实的法律依据与制度保障。我国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二条明确赋予了供应商质疑权，规定其认为采购文件、采购过程和中标、成交结果使其权益受损时，可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质疑。这从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供应商寻求救济的起点。

　　随后，以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为代表的部门规章，进一步细化了从质疑到投诉、再至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全链条程序规则，明确了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财政部门的处理职责与时限，为供应商维权构建了清晰、可操作的制度化路径。这套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，在于通过引入外部监督力量，制衡采购权力，确保政府采购在阳光下运行，从而保障市场公平竞争这一核心原则。

　　〔2〕正当投诉所发挥的积极监督作用。合法的投诉绝非麻烦的制造者，而是保障采购健康运行的“警报器”和“校正仪”。首先，它是推动采购过程透明化的重要外力。供应商基于切身利益，对采购文件中的歧视性、排他性条款，对评审过程中的不公之处最为敏感，其投诉能有效曝光潜在的黑箱操作。

　　其次，它是遏制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的一道关键防线。供应商通过投诉，能够揭露采购人与特定供应商之间可能存在的围标、串标等违法勾当，使企图通过暗箱操作获利的各方心生忌惮。因此，一个畅通、高效且被认真对待的投诉渠道，本身就对采购参与各方形成了强大的行为约束。

　　〔3〕构筑保护正当投诉权利的支持体系。要鼓励和保护好这股积极的监督力量，需要构建系统性的支持措施。一方面，必须确保投诉渠道的畅通与高效。应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投诉受理与响应机制，严格遵守法定处理时限，避免投诉事项被无故拖延或“踢皮球”，让供应商的合法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回应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可积极探索全流程电子化投诉平台的应用，符合条件的投诉自动进入处理流程并生成回执，减少人为干预，提升公正性与效率。此外，还应探索建立正向激励机制，例如，对提出合理投诉、特别是通过投诉有效揭露重大违法违规线索的供应商，可在信用评价体系中予以适当加分或正向记录，以彰显制度对诚信、理性维权者的鼓励。

　　〔4〕深挖投诉成立背后暴露的系统性风险。处理投诉不能“就事论事”，满足于对单个案件作出裁定。每一个被认定成立的投诉，尤其是针对同一采购人反复成立的投诉，往往像一记警钟，暴露出该采购单位内部更深层次的管理漏洞与风险隐患。例如，采购文件编制粗疏、评审标准设置不公、内控制度形同虚设，甚至不排除个别采购人员与供应商存在不当关联。

　　因此，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的“后端分析”机制，将那些多次因程序违规或实体问题被成功投诉的采购人，列为重点监督或审计对象。从根本上看，多数投诉的根源在于采购人自身的内控机制不健全、合规审查流于形式。强化采购人的主体责任，是从源头上减少投诉（包括正当与恶意投诉）的治本之策。

　　▲恶意投诉的精准界定：主观动机、客观行为与损害后果三维判定

　　要有效打击恶意投诉，首先必须将其与正当维权进行精准的切割与界定。法律上，恶意投诉的认定通常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，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核心要件，缺一不可。

　　〔1〕主观恶意：谋私扰序的故意。这是认定恶意投诉的核心与起点。所谓“主观恶意”，是指投诉人在提起投诉时，其心理状态并非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而是明知其投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或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，意图实现其他不正当目的。这种目的通常包括：故意拖延、阻碍采购项目的正常进程，以此向采购人或中标人施压；捏造或散布不实信息，诋毁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；或者将投诉作为一种要挟手段，旨在谋取本不应得的补偿、和解费乃至中标资格。其核心在于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故意。

　　〔2〕客观行为：背离事实与滥用权利的具体行动。主观恶意需要通过外在的客观行为来体现。恶意投诉的客观行为通常表现为两类：一是“无中生有”，即虚构、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，或者伪造、变造关键证据材料，以此支撑其投诉请求。二是“权利滥用”，即虽然可能掌握某些表面信息，但脱离具体情境、断章取义，对采购文件的非实质性条款、采购过程中可谅解的细微瑕疵进行无限放大和纠缠，其投诉请求明显超出合理范围，旨在消耗行政与司法资源。

　　〔3〕损害后果：对采购进程与市场秩序的实质侵害。恶意投诉必须造成了或可能造成现实的损害后果。这种损害是多重性的：其一，效率损害，导致采购周期被不当拉长，项目延期，影响公共服务或公共工程的及时交付；其二，经济损害，造成财政资金的额外消耗（如重复评审费用、项目延期管理成本），或导致参与供应商（特别是中标人）为应对投诉产生额外支出；其三，秩序损害，破坏政府采购活动的正常秩序，侵蚀监管部门公信力，污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；其四，商誉损害，对被无端投诉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或其他供应商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只有当一项投诉行为同时具备“谋私扰序的主观故意”、“虚构事实或滥用权利的客观行为”以及“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性损害”这三个要件时，才能被准确地定性为恶意投诉，从而与因认知偏差或情绪激动引发的过激维权区别开来。

　　▲迭代演变：当前恶意投诉的新型样态与隐蔽特征

　　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监管的趋严，传统的、直白的恶意投诉形式生存空间被压缩，但其变种形态却更加隐蔽、组织化甚至“专业化”，识别难度不断加大。

　　〔1〕“影子投诉”，陪标人专业化与角色异化。

　　一种新型手法是，个别意图中标的供应商（简称A）在参与项目竞争时，会联合其他“陪标”供应商。这些陪标者的任务不仅是凑足投标家数，更关键的角色是：一旦A未中标，便由陪标人出面，对采购项目发起一系列看似“独立”的质疑与投诉。其核心目的并非维权，而是“搅局”——通过程序攻击使采购结果陷入不确定状态，迫使采购人妥协。

　　这种模式的阴险之处在于，A供应商隐身“幕后”，避免了与采购方的直接冲突，为其日后参与其他项目留下了余地；而即使投诉失败，出面投诉的陪标人承担不利后果，A自身在行业内的“名誉”却不受影响，形成了风险隔离。

　　〔2〕职业化投诉，从个体行为到产业化运作。

　　恶意投诉已出现职业化、团伙化趋势。一是个别不良中介机构，以“维权咨询”、“投标辅导”为幌子，专门组织或怂恿供应商对全国多地、多个项目发起批量投诉，其核心商业模式是以“撤回投诉”为条件，向采购人或中标供应商索取“和解费”、“咨询费”。二是个别供应商形成了“不中标就投诉”的路径依赖，其投标似乎专为投诉铺垫。部分采购方或中标人出于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、“怕影响项目进度”的息事宁人心理，选择私下给予经济补偿以求撤诉，这在客观上“喂养”并助长了这种恶意牟利模式。

　　〔3〕程序滥用，将法律救济渠道异化为拖延工具。

　　在投诉请求被财政部门依法驳回后，少数投诉人并非理性接受裁决，而是滥用《行政复议法》和《行政诉讼法》赋予的后续救济权利。他们并非对裁决结果有实质性质疑，而是有策略地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，其唯一目的就是利用冗长的法律程序，继续拖延采购项目的合同签订与履行，以此作为谈判筹码，向采购相关方施加巨大压力，谋取不正当利益。这使正当的法律救济程序沦为了其实现不正当目的的工具。

　　〔4〕技术化与隐蔽化攻击，突破传统投诉边界。

　　随着技术进步，恶意投诉的手段也向隐蔽化、技术化发展。一是利用网络技术漏洞，例如通过黑客手段入侵电子采购平台或相关方的信息系统，非法获取未公开的评审细节、商业秘密，甚至篡改数据，并以此作为“证据”进行要挟性投诉。

　　二是在社交媒体、网络论坛等公共平台散布针对特定采购项目或供应商的片面、不实信息，制造舆论压力，“绑架”采购人和监管部门的决策。三是试图“腐蚀”评审环节，通过利益输送等方式，诱使个别评审专家在评审时出具带有倾向性的意见，或在事后投诉处理调查中作出有利于其的陈述，使得问题复杂化，调查处理难度陡增。

　　▲实务中辨别恶意投诉的关键维度与行为特征

　　在操作层面，监管部门和采购人可以从以下几个对比鲜明的维度，快速建立对投诉行为性质的初步判断框架：

　　〔1〕判断维度：投诉依据

　　正当投诉特征：能够提供相对具体、指向明确的涉嫌违法、违规的事实线索或证据材料，哪怕证据尚不完整，但其诉求有具体事实依托。

　　恶意投诉特征：投诉材料多由模糊的指责、情绪化的指控（如“存在黑幕”、“显失公平”）堆砌而成，缺乏具体、可查证的违法事实与证据支撑，或证据明显系伪造、断章取义。

　　〔2〕判断维度：投诉频率与模式

　　正当投诉特征：通常针对特定的、与其直接相关的采购项目发起，具有单次性或偶发性。

　　恶意投诉特征：同一供应商或其关联方，在短期内针对不同地区、不同采购人的多个项目发起高频次、模式化的投诉；或就同一项目反复、琐碎地提出程序性质疑。

　　〔3〕判断维度：投诉时机选择

　　正当投诉特征：通常在知悉权益受损后，在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提出。

　　恶意投诉特征：有意识地选择在采购流程的关键、敏感时间节点，例如中标结果公告后、合同即将签订前发起“突击式”投诉，意图最大化其“搅局”效果和谈判筹码。

　　〔4〕判断维度：投诉方利益关联性

　　正当投诉特征：投诉人系采购活动的实际参与者（投标人），与投诉事项有直接、真实的利害关系。

　　恶意投诉特征：投诉人可能冒用他人名义，或与项目并无真实竞争关系，却通过虚构关联、借用资质等方式制造投诉资格；其诉求往往与其声称的“受损权益”明显不成比例，更侧重于索要经济补偿或推翻中标结果。

　　▲构建系统化、长效化的恶意投诉防范与治理体系

　　治理恶意投诉需多管齐下，从事前预防、事中识别到事后惩戒，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。

　　〔1〕推动制度接轨与完善，引入国际经验。我国《政府采购法》正处于修订关键期，可考虑对接《政府采购协定》（GPA）等国际规则中的争端解决机制精神。例如，在投诉受理环节增设“实质利益关联”审查，要求投诉人必须初步证明其是或可能是所涉采购的参与者。建立分级惩戒制度，对情节轻微的首次行为予以警告、记录；对职业化、团伙化的恶意投诉，依法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。同时，可探索与GPA成员国建立投诉信息共享机制，遏制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的跨境游击式投诉。

　　〔2〕强化科技赋能，实现智能预警与精准识别。技术是应对技术化恶意投诉的有力武器。一方面，应整合全国政府采购投诉信息，构建统一数据库。运用自然语言处理（NLP）技术，自动分析投诉文本，识别高频出现的情绪化、诬陷性关键词，进行风险提示。另一方面，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，建立智能风险预警模型。对投诉数据进行深度挖掘，对“短期内跨地域多次投诉”、“投诉后迅速主动撤诉”、“投诉人与采购人/中标人存在隐蔽关联”等异常模式进行自动扫描、打分与预警，将监管资源聚焦于高风险对象。同时，必须持续加固各类政府采购平台的技术安全防线，严厉打击网络入侵、数据窃取等犯罪行为。

　　〔3〕健全信用惩戒与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。信用惩戒是治本之策。应完善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信用评价体系，将经依法认定的恶意投诉主体列入“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名单”。惩戒措施应具有足够威慑力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、提高其投标保证金缴纳比例、取消财政资金扶持资格等。对于涉嫌敲诈勒索构成犯罪的，应建立财政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线索移送与联合执法机制，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推动成立“反恶意投诉联盟”，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与执法协同。

　　〔4〕实施精准化打击，明确法律责任边界。针对不同类型的恶意投诉，适用不同的法律武器进行精准打击。对于以“合作”形式长期实施、具有敲诈勒索性质的团伙，应积极研究适用《刑法》中关于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的相关规定。对于采购人与供应商内外勾结、借投诉掩盖问题的情形，应采用“双线核查”机制，同步审计采购人内部流程与追溯投诉方历史行为，让合谋者无处藏身。

　　〔5〕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筑牢第一道防线。大量恶意投诉能够“成功”，往往是因为采购活动自身存在可供攻击的“硬伤”或“软肋”。因此，必须进一步强化采购人的主体责任。可探索在采购人单位内部建立“政府采购合规官”制度，对采购全过程进行合规审查与风险评估，从源头上规范采购文件编制、评审程序和组织工作，压缩恶意投诉可利用的空间。同时，要求采购人建立标准化的投诉应对流程，确保在收到投诉后能快速启动内部复核，并完整留存证据，做到应对规范、回应及时、处置有力。

　　〔6〕探索建立民事追偿机制，增加违法成本。为弥补恶意投诉造成的损失，应在法律层面明确并畅通民事追偿渠道。因供应商恶意投诉，导致采购活动被无故中止、项目延期，给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或其他诚实守信的供应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，受害方应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恶意投诉人承担赔偿责任。这不仅能弥补实际损失，更能大幅提高恶意投诉的经济成本与法律风险，形成有效震慑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治理政府采购中的恶意投诉，是一项需要平衡艺术与斗争智慧的长期工作。我们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供应商正当的投诉维权权利，这是政府采购制度保持活力的源泉；同时，也必须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运用法律、技术、信用、管理等多重手段，坚决打击那些将投诉异化为牟利工具的“市场黑客”与“程序寄生虫”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守正创新，在激浊扬清中不断推动我国政府采购事业向着更加公平、公正、高效和透明的方向迈进。